公元710年，唐中宗时，金城公主嫁到西藏，再次带来了大批医药人员和书籍，并将《月王药诊》译成藏文，(亦称《医法月王论》)，它是现存最早的藏医学著作。其中首次记载冬虫夏草功效――治肺部疾病。
公元780年《藏本草》也记载了冬虫夏草“润肺、补肾”的功能。它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冬虫夏草药用价值的记载。后来许多著作陆续记载：
《图鉴》：“冬虫夏草生长在高山雪线灌丛林地，清肺热，治肺病，培根病。”
《吾三卷香》：“冬虫夏草可治胃痛，筋骨疼痛。”
《金汁甘露宝瓶札记》：“冬虫夏草味甘，性温。滋补肾阴，润肺，治肺病、培根病。”
随着藏汉文化的不断交流，药用冬虫夏草的经验也传入了中原地区，并被中医认可和应用。
1615年，明朝内府大御医、著名医学家龚廷贤的《寿世保元》药性歌四百味中：“冬虫夏草，味甘性温，虚劳咯血，阳痿遗精”。
1694年，清朝汪昂的《本草备要》对冬虫夏草的形态已有详尽的描述：“冬虫夏草，甘平，保肺益肾，止血化痰，止劳咳。四川嘉定府所产者佳。冬在土中，形如老蚕，有毛能动，至夏则毛出土上，连身俱化为草。若不取，至冬复化为虫。
1757年，清代名医吴仪洛在《本草从新》中，解释冬虫夏草：异名，《黔囊》称冬虫夏草，《本草问答》称虫草，甘肃：冬虫草。性味归经：甘、平。入肺、肾经。甘、平。保肺、益肾、止血、化痰、已劳嗽。治膈症皆良。……保肺气，实腠理，补肾益精。主治：肺虚咳喘，痨嗽，痰血，自汗，盗汗，肾亏阳痿，遗精，腰膝酸痛。……冬虫夏草，四川嘉定府(今四川乐山市)所产者最佳，云南、贵州所出者次之。冬在土中，身活如老蚕，有毛能动;至夏则毛出土上，连身俱化为草;若不取，至冬则复化为虫。”又引绍兴人平菜仲语云：“其尊人曾任云南丽江府中甸司马，其地出冬虫夏草，其草冬为虫，一交春，虫蜕而飞去，土人知之，其取也有期，过期无用也。”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冬虫夏草的生活史的感性、粗糙的描述。从此，冬虫夏草成为中医临床的常用药。
清代药学名著《药性考》(原名《太医院手记》)：“味甘、性温、秘精益气，专补命门”。……“粤中鸦片丸，用夏草冬虫合鸦片、人参合成，乃房中药也。此草性更能兴阳，则入肾可知。甘平，保肺益肾，补精髓，止血化痰，已劳嗽，治膈症皆良。”
1765年，清朝医药学家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载：治膈症，蛊胀，病后虚损。“夏草冬虫，功与人参同，能治诸虚百损。以其得阴阳之气全也。”……功与人参、鹿茸同,但药性温和,老少病虚者皆宜食用……。“冬虫夏草性温暖，补精益髓，此物保肺气。以酒浸数枚啖之，治腰膝间痛楚，有益肾之功，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;与雄鸭同煮食，宜老人……出四川江油县化林坪。夏为草，冬为虫，长三寸许，下跌六足，腹以上绝类蚕。羌俗采为上药，功与人参同。”赵学敏述道：“物之变化，必由明阳相漱而成，阴静阳动，至理也。然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所谓一明一阳，互为其根。如无情化有情，乃阴乘阳气;有情化无情，乃阳乘阴气。故皆一变而不返本形……夏草冬虫，乃感阴阳二气而生，夏至一阴生，故静而为草，冬至一阳生。故动而为虫。辗转循运，非若腐草为萤、陈麦化蝶，感湿热之气者可比。”“炖老鸭法，用夏草冬虫三五枚，老雄鸭一只，击肚杂，将鸭头劈开，纳药于中，乃以线扎好，酱油酒如常，蒸烂食之。其药气能从头中直贯全身，无不渗浃。凡病后虚损人，每服一鸭。可抵人参一两。”
《本草正义》：入房中药用……此物补肾，乃兴阳之作用，宜于真寒，而不易于虚热，能治蛊胀者，亦脾肾之虚寒也。……赵氏引诸家之说极多，皆言其兴阳温肾……”。
《重庆堂随笔》：“冬虫夏草，具温和平补之性，为虚疟、虚痞(腹内结病)、虚胀、虚痛之圣药，攻胜九香虫。凡阴虚阳亢而为喘逆痰嗽者，投之悉效，不但调经种子有专能也。”
在地方志《四川通志》记载：：冬虫夏草出里塘(土司名，今四川理化县)，拨浪江山。明谓之温暖，其说其是，又称其补精益髓，则盛言其功效耳，不尽可凭也。此物补肾，乃兴阳之作用，宜于真寒，而不宜于虚热。
《柳崖外编》：和鸭肉炖食之，大补。
朱排山《柑园小识》中记载：“冬虫夏草生打箭炉，冬生土中如蚕，较蚕差小，如三眠状，有口眼，足十有二，宛如蚕形，苗不过三、四叶。……“以酒浸数枚啖之，治胶膝间痛楚，有益肾之功，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。或云：与雄鸭同煮食，宜老人。”
《闻见辩香录》：“土人剖而食之，云其性热，大滋补。亦有阴于束为把以馈遗者。”
《得毂轩丛膘》：“土人往往取以炖鱼肉鸡鸭食之，大补肾水;亦可配合补药老年人食之更宜。余求得数十枚，溶示于人。或曰，人患心头疼。以此虫煎汤食之，立愈，永远不发。”
《金川琐记》：“味甘乎，同鸭煮，去滓食，益人。”
公元780年《藏本草》也记载了冬虫夏草“润肺、补肾”的功能。它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冬虫夏草药用价值的记载。后来许多著作陆续记载：
《图鉴》：“冬虫夏草生长在高山雪线灌丛林地，清肺热，治肺病，培根病。”
《吾三卷香》：“冬虫夏草可治胃痛，筋骨疼痛。”
《金汁甘露宝瓶札记》：“冬虫夏草味甘，性温。滋补肾阴，润肺，治肺病、培根病。”
随着藏汉文化的不断交流，药用冬虫夏草的经验也传入了中原地区，并被中医认可和应用。
1615年，明朝内府大御医、著名医学家龚廷贤的《寿世保元》药性歌四百味中：“冬虫夏草，味甘性温，虚劳咯血，阳痿遗精”。
1694年，清朝汪昂的《本草备要》对冬虫夏草的形态已有详尽的描述：“冬虫夏草，甘平，保肺益肾，止血化痰，止劳咳。四川嘉定府所产者佳。冬在土中，形如老蚕，有毛能动，至夏则毛出土上，连身俱化为草。若不取，至冬复化为虫。
1757年，清代名医吴仪洛在《本草从新》中，解释冬虫夏草：异名，《黔囊》称冬虫夏草，《本草问答》称虫草，甘肃：冬虫草。性味归经：甘、平。入肺、肾经。甘、平。保肺、益肾、止血、化痰、已劳嗽。治膈症皆良。……保肺气，实腠理，补肾益精。主治：肺虚咳喘，痨嗽，痰血，自汗，盗汗，肾亏阳痿，遗精，腰膝酸痛。……冬虫夏草，四川嘉定府(今四川乐山市)所产者最佳，云南、贵州所出者次之。冬在土中，身活如老蚕，有毛能动;至夏则毛出土上，连身俱化为草;若不取，至冬则复化为虫。”又引绍兴人平菜仲语云：“其尊人曾任云南丽江府中甸司马，其地出冬虫夏草，其草冬为虫，一交春，虫蜕而飞去，土人知之，其取也有期，过期无用也。”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冬虫夏草的生活史的感性、粗糙的描述。从此，冬虫夏草成为中医临床的常用药。
清代药学名著《药性考》(原名《太医院手记》)：“味甘、性温、秘精益气，专补命门”。……“粤中鸦片丸，用夏草冬虫合鸦片、人参合成，乃房中药也。此草性更能兴阳，则入肾可知。甘平，保肺益肾，补精髓，止血化痰，已劳嗽，治膈症皆良。”
1765年，清朝医药学家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载：治膈症，蛊胀，病后虚损。“夏草冬虫，功与人参同，能治诸虚百损。以其得阴阳之气全也。”……功与人参、鹿茸同,但药性温和,老少病虚者皆宜食用……。“冬虫夏草性温暖，补精益髓，此物保肺气。以酒浸数枚啖之，治腰膝间痛楚，有益肾之功，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;与雄鸭同煮食，宜老人……出四川江油县化林坪。夏为草，冬为虫，长三寸许，下跌六足，腹以上绝类蚕。羌俗采为上药，功与人参同。”赵学敏述道：“物之变化，必由明阳相漱而成，阴静阳动，至理也。然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所谓一明一阳，互为其根。如无情化有情，乃阴乘阳气;有情化无情，乃阳乘阴气。故皆一变而不返本形……夏草冬虫，乃感阴阳二气而生，夏至一阴生，故静而为草，冬至一阳生。故动而为虫。辗转循运，非若腐草为萤、陈麦化蝶，感湿热之气者可比。”“炖老鸭法，用夏草冬虫三五枚，老雄鸭一只，击肚杂，将鸭头劈开，纳药于中，乃以线扎好，酱油酒如常，蒸烂食之。其药气能从头中直贯全身，无不渗浃。凡病后虚损人，每服一鸭。可抵人参一两。”
《本草正义》：入房中药用……此物补肾，乃兴阳之作用，宜于真寒，而不易于虚热，能治蛊胀者，亦脾肾之虚寒也。……赵氏引诸家之说极多，皆言其兴阳温肾……”。
《重庆堂随笔》：“冬虫夏草，具温和平补之性，为虚疟、虚痞(腹内结病)、虚胀、虚痛之圣药，攻胜九香虫。凡阴虚阳亢而为喘逆痰嗽者，投之悉效，不但调经种子有专能也。”
在地方志《四川通志》记载：：冬虫夏草出里塘(土司名，今四川理化县)，拨浪江山。明谓之温暖，其说其是，又称其补精益髓，则盛言其功效耳，不尽可凭也。此物补肾，乃兴阳之作用，宜于真寒，而不宜于虚热。
《柳崖外编》：和鸭肉炖食之，大补。
朱排山《柑园小识》中记载：“冬虫夏草生打箭炉，冬生土中如蚕，较蚕差小，如三眠状，有口眼，足十有二，宛如蚕形，苗不过三、四叶。……“以酒浸数枚啖之，治胶膝间痛楚，有益肾之功，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。或云：与雄鸭同煮食，宜老人。”
《闻见辩香录》：“土人剖而食之，云其性热，大滋补。亦有阴于束为把以馈遗者。”
《得毂轩丛膘》：“土人往往取以炖鱼肉鸡鸭食之，大补肾水;亦可配合补药老年人食之更宜。余求得数十枚，溶示于人。或曰，人患心头疼。以此虫煎汤食之，立愈，永远不发。”
《金川琐记》：“味甘乎，同鸭煮，去滓食，益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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