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有了，就不挖了！”41岁的藏民悟金甲认真地说。原生态的虫草隐藏在植物中，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发现，但不挖到草场里最后一根虫草，悟金甲是不会罢休的。
在青海和西藏境内，凡海拔至4000米左右的高寒地带坡度草甸地貌中，几乎都生长着冬虫夏草。每年6月，是挖虫草最好的季节，悟金甲都会戴着口罩，穿着橡皮裤子，匍匐在草地上，双手拨开草皮，睁大眼睛寻找探出的草头。虫体埋于地下10厘米深的土壤腐殖层内，虫体头部长出的草头露于地表。一天忙活下来，腰酸背痛、眼睛生疼是避免不了的。
这位个子高大的康巴藏族汉子脸色黝黑，身材细挑高大，在谈话的时候总习惯用他长而粗大的指头扣住头发，把卷曲的黑色长发往后梳理，然后面带微笑地点燃一根又一根的香烟。
2004年年底，当他把家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近郊海拔4100米的草原搬迁到县城3公里处的新居民点的时候，他和妻子大卓玛两个人成了不折不扣的文盲――看不懂电视、文字，听不懂汉语。周围居住的都是新搬迁来的原牧民，大多数住户之间互不相识。悟金甲两口子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无所事事，他们一年中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采挖虫草的时节到来。
按当地政府规定，搬迁下来的人要处理掉所有的牛羊，以便让草原休养生息。悟金甲两口子耍了一个心眼，他们把7头牦牛“寄存”到还没有搬迁的哥哥家――事实上很多人都这么做了。让牛羊完全消失在牧民的生活中，是这些祖辈都是牧民的人一时难以接受的。
从现在的家到他的草场有9个小时的摩托车车程，悟金甲一年只回去一两次，挖虫草或者顺便探望亲戚。
2008年4月底，悟金甲就到了他的草场。距离5月15日挖虫草的日子还有十多天，风吹日晒却只能待在临时帐篷中的悟金甲却认为他必须提前来，他固执地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外地人提前潜入牧场。
这位高大威猛的中年汉子穿着较为短的灰色袍子，腰上斜插着一把闪着黄光的铜色藏刀。他每天都要在挖虫草之余，像将军一样骑摩托车绕着他的草场巡视一两趟。每次到了巡视的时间，他就把挖虫草的任务丢给上小学的儿子平措还有他的妻子。
儿子平措喜欢挖虫草，他认为这比在学校读书、打架要有趣得多。并且相比父母，他眼明手快，在茫茫草地上发掘虫草要容易得多。因此他能够时时获得父母的表扬，平措得意非凡。
前几年，这里每年都发生挖虫草的外地人冲卡(检查采集证的关卡)，并且和当地牧民对峙的事情，地方相关部门控制失效。
悟金甲的草场在2005年之前，每年都有不速之客。2005年，近100人在他的草场上举起了小头，而把他这个草场承包人不放在眼里。万般无奈的悟金甲找警察评理，但是经过核实，这些人已经办理了相关《采集证》，符合当地政府的规定。那一年，悟金甲成了他承包草场上的旁观户。
只要在当地政府部门办理了有效期为50天的《采集证》，然后每人再交纳500元至2000元的草皮费，任何人就有了采挖虫草的权利。
每年五六月份，从西宁通往玉树地区的班车次增加接近20倍。大约有10万-20万人到玉树采挖虫草，仅涌入虫草最丰美的杂多县的人数就超过了全县的总人数，他们全县人口不到4万，而每年到杂多县采挖虫草的人初步统计能达到5万。他们中有青海本省人，也有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四川和新疆等省自治区的。
根据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的统计，该州每年虫草的产量在12000―22000千克之间，按照今年市场价格每千克20万元人民币计算，市值为30亿元左右。
悟金甲还在痛心他那一年的损失。2005年，一根刚挖出来的虫草已经能卖到15元以上，最高的能达到70元人民币。他们一家在50天内至少能找到400根。2005年的悟金甲除了愁容满面之外，还不能用汉语向记者表示他的沮丧，而事隔3年后，他已经可以熟练的用“青海普通话”和汉人交流，并且讨价还价丝毫不逊于人。
2007年，悟金甲提前办理了《采集证》，他的这块草场不允许别人再来乱挖，并且在采挖期会请亲戚帮忙。悟金甲是一个聪明人，他想获得更大的利润，经过仔细打听，知道晾干的虫草价格更高之后，他将当年挖到的虫草全部晾晒，第二年亲自送到西宁的收购站点，或者干脆在西宁的大街上找一个地方，摆出来现场出售。“收虫草的人多得很，很容易卖掉！”这样，相比之前一挖出来就交给收购者，每一根至少多了三四元钱。
悟金甲今年卖出了他去年挖掘出的所有虫草，收益22000多元。“这些在外地能卖到五六万吧！”他渴望得到5万元，却为找不到销售途径而再次陷入忧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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